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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会馆兴衰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1-1-10 11:01:38 浏览量:
 第一节 北京的会馆由来
      “
的词义为会聚、会合、会集、会客、会齐、会同,统为聚合之意;则是供宾客居住的房舍、客舍,会馆的合意为聚会寄居的馆舍。然而,会馆最初之名为馆驿客舍郡邸香堂,它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才逐步演化为会馆这个通用名词。
       据历史记载:一名源自商、周时代的古燕国,因为燕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朝北端的藩篱屏障。燕国为了维持与天朝之间的密切联系,自周代始,燕国即在通往各国诸侯及天朝的交通要道上修建了馆驿,专供邮驿、使臣中途换马及休息之用。馆驿发展至战国时期,馆驿的用途开始有了明显的划分,燕昭王时期改馆驿为邮驿,专供邮差传送军令及文书之用;另辟有馆舍以备招待各国使臣。燕昭王时期,燕国经过政治、经济改革后,国家振兴、经济发达,逐渐发展成为北方强国。自秦开攻占辽东,乐毅打下齐国,燕国尽得鱼盐之利,中原诸侯国的商贾纷至沓来,促进了燕国的市场繁荣局面。为了解决各国客商的寄宿问题,燕国又增设了专供商旅之用的客舍。燕昭王为延揽天下精英,还专为安置报效燕国的诸国人才设置了招贤馆,使的用途逐渐增多,各尽其能、各尽其用。客舍是商人专为盈利之用的店铺,寄宿的客人不分等级,因此各类人等无奇不有,甚至诸国的间谍、社会犯罪分子也混迹于期间,给国家带来巨大的隐患。于是,秦国商鞅率先改革客舍制度,规定:凡居者必须出示官样文书(政府介绍信)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客舍方准许寄宿,否则将被拒之门外或报官。凡私纳无证之人,一经查出,店主人与寄宿者同罪。这一法令的颁布,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治安。然而,制定这一法律的商鞅本人却因罪外逃时,因无身份证明,被店主举报,落入法网,成为自定法律的牺牲者。
       秦始皇统一中国,燕地被划为秦帝国的上谷郡,因上谷郡地处边陲,起着重要的国防作用,秦将客舍制度推广至全国,燕地因实行了秦客舍制度,所以保证了边防的安定。汉高祖再度统一中国,使富商大贾得以周流天下,加快了恢复战争创痕的脚步,由于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好利者将资金纷纷从土地中游离出来,而后投入到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去牟取暴利,因而严重的危害了市农工者的利益。汉文帝时,为了整顿市场,加强对商人的管理和限制,中央政府为商人划定了活动范围,因此使商人的经济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为此在商业活跃的区域商人相对比较集中,同业人或同乡人为了解决集会的场所,纷纷以同郡关系在大都市和重要的商镇兴建郡邸,这种郡邸形式的汇聚场所,虽然与今日的会馆有所区别,并且名称各异,但却是同乡会馆及商业会馆的原始雏形。郡邸又称邸舍,据清光绪年编湖北《京山县志》收录的《重修京山会馆记》曰:古者郡国于京师皆有邸舍,考《前汉百官志》郡国邸舍设长丞一人,主之其后,累代相沿,虽不领于官,而会馆之设实祖其意,吾邑会馆创自前明,小部郎潘公,建于康熙辛丑岁。朝廷为了有效的管理郡邸,委托大鸿胪代管,并在郡邸中设立郡丞管理制,因而,郡邸成为官督民办的社团形式,严格地说:形同今日的商社办事处
       隋代兴起的科举选官制度,经唐、宋两代的延续和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各省商人为了解决各地举子入京参加会试的寄宿问题,在通往京师要道上修建了许多客舍,唐时称其为鸡鸣店;宋时称其为状元店。但由于状元店是以经营为目的,以盈利为基础的客舍,所以大多寒庶穷儒仍然住不起店,因此只好忍痛放弃科举仕途之路;而中等阶级子弟,虽然暂时能解一时之需,如能考中进士,自然官运亨通,足以弥补家用,然而一旦落榜,则将会给本不很富裕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科举制度虽然为中下层人士提供了入仕的机会,但因忽视了其经济现况,使大多数中下层人士视科举为险途。
       辽代时期,北京地区为辽国的南京,辽国政府为给汉人提供一个入仕的机会,学唐比宋,在汉人集中的南京(今北京)设立中央科举考场,专为臣服于契丹族的北方汉人参加会试之用,因此南京成为辽国科举文化的中心。辽国南京的汉族科举十分兴盛,北方汉族上中下层人士入仕必须走这条科举之路,所以辽国南京馆驿非常发达,除南京陪都殿东招待外国使臣用的官方永平馆外,南京北门外还有望京馆,从南京至古北口,沿途设有金沟馆;出古北口至辽中京,中途设有新馆、卧如来馆、柳河馆、打造部落馆、牛山馆、鹿儿峡馆、铁匠馆、富谷馆、通天馆,馆与馆之间距,少则20公里,多则40公里,这些馆舍为往来使臣、客商、举子提供了便利的寄宿条件,较唐、宋的鸡毛店、状元店有所进步。因辽国重视汉族科举人才,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辽国蒸蒸日上,其在国际地位上远远强盛于中原的宋国。
       元末明初,中国城镇革命蓬勃兴起,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成为四聚中心城市。城镇革命的成功,加速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剩余粮食的储备及加工能力不断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因此,在全国各省出现了专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基地,因其产地集中,名目繁多,故而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品交易中心。如:苏州、杭州、南京、湖州成为全国丝织业交易中心;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成为全国陶瓷业交易中心;广东、台湾、四川成为全国制糖业交易中心;福建、云南、安徽、浙江、两广成为全国铜矿业交易中心;江西、陕西、山东、湖南成为全国制烟业交易中心;广东佛山、安徽芜湖成为全国铸造业交易中心;陕西成为全国木材加工业交易中心。这种产业分工,加速了区域间的商品流通,客舍、鸡鸣店已不足为商用,因而在南宋时期,在京师及大都会之地兴起了江南商帮公所,在全国交易中心城镇则兴起各省产业行帮所建的行业坐办。这些商帮公所、行业坐办既是各省商贸集团的信息窗口,也是产业行帮的商品运输中转站。商帮公所、行业坐办不但解决了各省商帮、产业行帮的集会、社交、寄居的场所,同时也为帮会祭祀团拜提供了空间。这类商帮公所、行业坐办已初具商业会馆的雏形,随着明代北京南城的开发、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求,各种商帮会馆、行帮会管应运而生,遍及北京南城。
       北京会馆兴起于明嘉靖(1522—1567年)年间,由于明都北移京师,南方数省商帮纷至沓来,商业竞争在北京激烈的展开。明嘉靖23年(1553年)明都外城建成,外城的南墙由元时的长安街一线,拓至今前三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前三门外虽然是城郊,但其敞开的平原、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明时,北京政府在正阳门外建房招商,各省商帮纷纷跟进,使昔日的荒郊逐渐变成繁华的市场,成为北京最大的商贸集散中心。外省商帮、行帮云集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外开拓市场,进行商业竞争,以图垄断这块风水宝地。为了维护同行业利益及堆聚货物,解决商贸洽谈场所,工商会馆率先在北京兴起,成为南城最早的居民建筑。工商会馆由正阳门向崇文门东南部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河沿为基础的商业市场及商业会馆街区。清代,北京政府在崇文门设立税关,商帮、行帮为了纳税便利,将商业会馆、工商会馆都聚居至崇文门东珠市口大街至花市一带,在此形成工商会馆区。
       明永乐13年,北京正式成为全国科举的中央考场,全国各省举子每3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中进士者由吏部选派官职,领取国家俸禄;而落榜者中,富家子弟有川资返乡,来去京师自由;但贫寒举子落榜后,因无钱返乡,为了3年后再考,只好寄居他人篱下,忍受着冷眼和欺辱,借以馆教面壁苦读。日后,当这批贫寒的举子考上进士及第,升官发财之后,极难忘却昔日的凄凉和心灵的创伤,为了不使贫寒后学重蹈覆辙,他们联络在京同乡官僚、旅京同乡商会,集资购买荒地、闲宅改建成文人试馆,又称试子会馆,专供同乡举子来京寄宿。因参加会试的举子出入宣武门,所以文人试馆多集中在宣武门外地区,因此在宣武门外形成了文人试馆区域,基本上解决了各省举子的入京参加会试的寄宿问题。
       文人试馆多因同乡捐赠而成,所以亦成为同乡会、宗亲会聚会的场所。平常会馆中除留京寄居的贫寒举子外,落榜者均回乡复习,因此,除大考之年会馆门庭若市,其余时间则十分宁静。为了充分利用会馆的使用价值,同乡会堂而皇之地接管了会馆的管理权力,由此,扩大了文人试馆的使用范围,并于清末民初逐步演化成同乡会馆。
       同乡会馆为安葬旅京同乡遗体,在北京崇文区、宣武区境内购置了大量的义山、义地,改建成公墓陵园,又称义庄义园山庄,并在陵园墓地内建庙,以备同乡凭吊、祭祀之用。山东、山西、浙江等商人为解决同乡会春秋两季致祭义园及举行送葬、追悼大会所需,在南城偏辟的义园、义地一带修建了许多殡葬仪馆,专供同乡送殡、停棂、凭吊之用,后逐渐演化成殡葬仪馆,使会馆家族又多了一位新的成员,同时,北京360行内又多了一个新的行业殡仪业,为今之殡葬业的前身。
       清代中央政府在北京实行旗民分住制度,因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因此汉族官员多在正阳门外拓地建房。明代在城内所建的会馆亦被责令迁出,今西单民族大世界址,原为明朝修建的常州会馆址,清政府强令该馆迁至外城,将原常州会馆房改为清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旗民分住后,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民谚曰:官员出入正阳门(官府集中在正阳门外)、试子出入宣武门(文人试馆集中在宣武门外)、商人出入崇文门(工商会馆集中在税关之外)的入城规矩。
       清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铁路运输取代了江河漕运,加速了商品的流通速度。清政府为了鼓励商业发展,提高商业民族的社会地位,允许商人捐款买官。据安徽《芜湖市志》记载:清光绪31年(1905年)李鸿章的侄子李仲杰在芜湖成立芜湖商会,李仲杰以二品衔出任会长,汤善福以捐官四品衔任协办,汤善福原是镇江米行的跑街,精明睿智,口才雄辩,时镇江米市奉旨迁到芜湖,正逢芜湖出了一宗赈米案,汤善福挺身救护,不但保障了芜湖米商的身家性命,并得到光绪皇帝的嘉奖,芜湖米商为了答谢汤善福的活命之恩,集资为其捐官四品衔,汤善福亦因此名扬四海,成为中国四大米帮的帮主、安徽省商会会长,号称中国米王。清末的官商一体化,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终于登上中国上层建筑,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充分的发挥其精明才智,为维护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尊与帝国主义、外国资产阶级、外国买办阶级争夺国家主权、制商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北京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行业会馆、商业会馆、试子会馆、同乡会馆、殡仪会馆相继产生,使北京各类会馆多达400余所,仅江西一省在京的会馆就多达70余所,而江西抚州在京的会馆就占13所,冠北京各州府县会馆之首。江西抚州会馆何以众多?据明代元白道人所著的《广志绎》记载:江西出外某业者以抚州人为最,仅云南一省,抚人占十之五六,初犹以商贩,止城市也。土府土州不能自制有司者,均以抚人任之。而缅甸异国,地经万里,抚人移之,虽异域怪族,但一有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因此,客家人多以抚州郡临川县为其南迁的故乡,世称南临川,北洪洞为移民的基地。抚州郡临川人迁徙能力与根植能力居移民之首,其经济地位在清代以前一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临川教育发达,名人辈出,被世誉为临川才子之乡。江西名谚赞其曰:隔河两宰相,十里一尚书。抚州因文人荟萃,商旅众多,其会馆位居诸府州县之首,就不足为怪了。北京南城宣武区、崇文区因会馆林立,被称为会馆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南城独特的会馆文化。
第二节 北京的会馆规模
       北京的会馆建筑主要分布在北京南城,今崇文区和宣武区境内,而以宣武区会馆居多。宣武区是古燕国及金代都城、郡治所在地,唐时北京的坊市街巷已具规模。金代由于兵灾所致,北京惨遭破坏,至元代初期已成为蒿草遍地的荒城废区。元明清三代都城由京南移向京东北,现东、西城境内。因此,宣武区原金都内城变成元明清的城郊。
      北京城东北依燕山山脉,西拥太行山山脉,仅南面是开阔的平原,适合于商贸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民族的聚合,明清时期北京会馆的衍生及发展,使昔日的荒凉城郊,商市林立,街巷纵横,为南城行政区域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会馆的兴衰及选址与历史、文化、商贸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对南城古街道四川营胡同的考证得知:明万历年时,四川营仍是城外荒郊,明万历47年(1619年)东北女真族再度崛起,为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女真族屡犯大明疆土,劫掠关东人民财富,辽东各地镇将不能保国安邦,纷纷弃城而逃,因此丢失掉了关外大片国土。女真族得手后乘势南侵,因而使明都震动,四川石硅宣抚使、巾帼英雄秦良玉奉命率军北上勤王,驻军于北京城南郊,秦良玉率领川中健儿为护国安邦奋不顾身与女真族入侵军队拼杀,终于收复了河北滦州、遵化等失地;但秦家军亦因战况惨烈,死伤惨重,秦良玉的弟弟、儿子均在此战中身负重伤。北京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在其部驻军之处为秦良玉建庙祀之,并在庙前另辟地修建四川义园,安葬死难的川军阵亡将士,四川营因而得名。蜀郡旅京商民为纪念秦良玉,在其祠庙之处营建四川会馆,馆额上书蜀女界伟人秦良玉驻兵遗址。明末,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统率大顺军围攻北京城,亦曾驻军于四川营址,陕西商旅亦在四川营李自成驻军遗址上营建陕西会馆以纪之。四川营会馆逐渐增多,会馆建筑与民宅首尾相连,使昔日的荒郊义地变成了人口茂盛的著名四川营胡同。
      北京的会馆建筑群非同于王公府第,但也非一般官邸所能比,北京的湖广会馆,是由湖南、湖北两省合建的会馆,其馆殿堂壮丽、戏楼精美、园林雅致,气势非同凡响。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赞道:壮丽不减王公。据考证:如湖广会馆这样规模巨大的会馆并非一次性竣工,而是经过多次合并、扩建、修缮的漫长历史过程才逐渐形成。比如:位于北京宣武区后孙公园内的安徽会馆,最初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孙承泽(1592—1676年)先生的私人寓所,府内已经建有万卷楼研山堂大戏楼等建筑群及园林,规模已非一般官邸所能比;。所以,孙府所居住的胡同,被命名为前孙公园后孙公园。而后清大学士翁方纲、藏书家刘位坦先后成为孙府的主人,每当孙府异主之时,都将重新修缮一番,根据主人的所好,增加一些新的人文景观;因而,孙府建筑规模逐渐完善,并享誉京师。清同治8年(1869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与其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联络淮军将领捐资购买下孙府遗址,改建成安徽会馆,该馆占地面积达9000平方米,现后孙公园3号、25号、27号均为安徽会馆遗址。安徽会馆由左中右三路大套院组成,各路套院又由5个四合院组成,共有房屋数百间,套院中新增建有文聚楼神楼(又称徽国文公祠)思敬堂藤闲吟屋戏楼看楼等建筑。安徽会馆戏楼别具一格,其三面由看楼环绕,建筑群非常典雅,每至余音绕梁之时,会使观众感到身临仙苑韵味十足。安徽会馆内另辟有花园,古木名树、花藤竹荫别有一番风情,常使宾客流连忘返。李鸿章入阁后,经常在安徽会馆中联络淮军将领,有时也在馆中接见外国来宾,因而使安徽会馆独享盛誉,至今古迹犹存,成为历史的见证。
      北京城400余所会馆大小不一,大的会馆由多达十余个套院组成,内有楼台、亭阁、水榭、园林,每至塑望之日,馆内可容纳数千人举行祭祀、团拜、聚会;而小的会馆也拥有一座三合院或四合院,由十数间正房、厢房组成,这类小会馆,多为偏远小县所建,各具财力所为而已。会馆除去主产之外,大多会馆还辖有祠庙、义园、义地、义山及附产,附产来源有几个方面,其一:京官迁升外省后,将在京的私宅捐给会馆;其二:商旅回乡后,将私产捐给会馆;其三:会馆集资购置的馆外房产等。会馆对馆产有严格的规定,其规定主产不得租借,只用来为同乡服务;而附产允许租借,获得的租金用来修缮会馆和解决大型庆祝活动等所需的经费。
      北京会馆的最初建馆,多是选在南城义地、义园之内,以改建乡祠为会馆基础。据考证:广安门外原是山东义园,为了便于对义园的管理,山东京官与山东商旅捐资在山东义园东侧修建了一座由三套大院组成的齐鲁会馆,隶属于济南会馆管辖。而北京的会馆扩建则多在祭祀用的祠庙、民房基础上加以扩展而来。比如:福建会馆原址是一座财神庙,清光绪初年改建为国子监祭酒盛伯熙别馆。清光绪3年,王可庄集资购得此址,改建为前后两大套院的福建会馆。会馆前院为同乡三品以上大员之行台,后院为福建旅京同乡公会,馆内设有戏楼乡贤祠,原财神庙被改建成一座大厅。清光绪28年,陈玉苍集资又购买了福建会馆北侧十余亩旧房址,改建为福建会馆讲舍,使会馆更加壮观,今宣外大街64号,仍可目睹到该馆昔日的风韵。
      由于北京南城得到各省商帮的逐渐开发,使商市成片连接,会馆亦形成大街小巷,昔日罕有人迹的南城荒郊,以是楼堂馆所、街巷纵横,熙攘的人群,几无空地可筑。因此,北京的会馆为得到一席之地,只有向私宅领域进军,购其产权改扩成会馆。据考证:宣外大街162号大院,原为南昌移民熊氏四代祖业。清雍正2年,熊府产权继承者熊直宗将祖宅捐出改建为南昌会馆,并出资购买了162号院邻宅,合并于南昌会馆之中。张勋得势后,捐资将164号南昌老馆辟为瑞园,又在南昌会馆花园内增建了假石山、礼堂、亭台,形成一组完整的园林建筑,因而南昌会馆又被誉为张勋花园。南昌会馆后又兼并了166号院民宅,使南昌会馆最终拥有三个大套院,在宣外大街上享有一席之地。
      会馆除规模庞大之外,亦有类似私宅别墅的雅园。据考证:位于宣武区韩家胡同内的广州会馆,其址原为浙江文学家李渔的私邸,由34间房和15间游廊所组成,结构精巧、环境幽雅,被李渔定名为芥子园。李渔的爱婿沈心友为孝敬岳父,请人编绘了一套中国画技法图镌刻在岳父的芥子园中,因而被世人誉为芥子园画谱,并广为流传。清乾隆年间,芥子园易主于大学者杭世骏,清乾隆7年又转让与工筠园,后改建为广州会馆。
      北京的会馆建筑艺术、园林艺术荟萃了天下精华,融会了不同民族风格,形象各异,千姿百态,成为北京南城独特的建筑风格。而由会馆群落与店铺、民宅所形成的街道、胡同、小巷,宛若棋盘,纵横交错,形成南城别具一格的胡同文化。据统计:北京南城以会馆形成的著名大街有:宣外大街(有会馆22所)、珠市口大街(有会馆17所)、粉房琉璃街(有会馆17所)、潘家河沿(有会馆12所)、广安门内大街(有会馆9所)、珠市口东大街(有会馆9所)、西打磨厂街(有会馆8所)、前兵马街(有会馆7所)、福州馆街(有会馆6所)、南横西街(有会馆6所)、保安寺街(有会馆6所)、南横东街(有会馆6所)、官菜园街(有会馆6所)、东晓市街(有会馆6所)、珠巢街(有会馆5所),其余如:冰窖斜街、远望大街、山西街、裘家街、永光寺街、永光寺西街、中兵马街、迎新街、上斜街、下斜街、五道街、樱桃斜街、铁树斜街、延寿寺街、棕树斜街、杨梅竹斜街等均有会馆25所,成为北京的著名会馆街。
      著名的会馆胡同有:烂漫胡同(有会馆7所)、菜市口胡同(有会馆8所)、北半截胡同(有会馆8所)、贾家胡同(有会馆11所)、米市胡同(有会馆12所)、大外廊坊营胡同(有会馆6所)、前后青厂胡同(有会馆6所)、长巷三条胡同(有会馆9所)、长巷四条胡同(有会馆9所)、其余如:銮庆胡同、青云胡同、大席胡同、北芦草园胡同、大江胡同、小江胡同、新潮胡同、施家胡同、石头胡同、余家胡同、韩家胡同、百顺胡同、板章胡同、鹞儿胡同、西砖胡同、教子胡同、红线胡同、铁鸟胡同、海柏胡同、教家胡同,均有会馆25所,成为北京的著名会馆胡同。
      著名的会馆条巷有:校场头条、校场三条、校场五条、校场六条、棉花七条、棉花头条、香炉营头条、椿树二条、椿树三条、长巷头条、长巷二条、长巷五条、草场头条、草场二条、草场七条、草场八条、草场十条、花市上四条、花市下四条及香炉营四巷、香炉营西巷、北柳巷、北大吉巷、南大吉巷、小腊竹巷,均有会馆25所,成为北京的著名会馆条巷。
      还有以会馆形成的会馆路、园、桥、营、厂、院、道、沿等,如:新革路、前孙公园、后孙公园、小沙土园、达智桥、储库营、后铁厂、周家大院、顺德夹道、崇文门西河沿等均有会馆25所,成为北京的著名会馆路、园、桥、营、厂、院、道、沿。
      南城会馆胡同街道,内涵丰富的地名传说、会馆历史、古建艺术、园林艺术、民族风俗等姊妹文化,综合成为南城会馆街道和会馆胡同文化,其文化艺术包罗万象,形同一座古代文化博物馆,镶嵌在北京南城的大地上,为南城建设发展史谱写了一曲丰富多彩的诗歌,并被载入辉煌的史册而垂名千古。
第三节 北京的会馆制度
      历史上任何一种组织机构,民办也好,官办也罢,均有其一套自行管理制度和措施,会馆属于民间社团组织,自然有其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因会馆又分工商会馆、文人试馆、同乡会馆、殡仪会馆等,因此各种会馆的管理方法均因地制宜,各有不同。
      工商会馆是一种商业性质的会馆,其组织形式是建立在商帮基础之上,一般先由各商帮选出帮会董事成立董事会;再由董事会公选出一人任会长,主持工商会馆馆务。会馆董事会下设财务部、庶务部,由会馆帮办协助会长管理日常工作。会馆内另雇佣长班(传达)、勤务数名,馆费均来源于各商帮捐助及附产收入。
文人试馆是京官与商贾共同捐助组成的以同乡为基础的社会团体,其管理制度完全建立在乡土观念、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因此较为保守,存在宗法意识。会馆董事会利用宗法观念、血缘关系及地域概念将旅京同乡及参加会试的举子紧密地联系起来,其会馆成员被深深地禁锢在宗法制度的约束下,成为团体中的成员。因宗法制度在文人试馆中的延续,确保了乡土主义利益,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因此受到皇权的确认和支持。
       同乡会馆是在文人试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团体,因而同乡会亦由文人试馆的名人负责制转化为会馆负责制。会馆馆长由同乡会选举产生,一届任期三年,馆长下设文牍、会计、庶务三部。会馆内雇有长班,专职传达、打更;另设有勤务,专职庭扫及杂事,这类勤杂员工籍贯不限。同乡会因实行宗法制度来管理会馆,其等级森严不亚于封建专制。省级同乡会馆组织完善、管理严密,下辖州府郡会馆;州府郡会馆下辖县级会馆,会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形成严密的同乡组织,以此保护同乡利益及会馆利益,因会馆管理发展而产生的同乡会,形同今日的民间社会团体,起到了团结同乡、保护同乡的作用。同乡会馆除迎送同乡举子、商旅外,还负责同乡春秋祭祀和团拜活动,现崇文区草场二条邵武会馆内仍完好保存着清代制定的馆规。
《福建邵武会馆乡先辈公议馆规》
   (1)入都应礼闱及赴引验请分发者,初到馆即往拜本馆董事,请其吩咐守馆馆丁,采扫房间,备便桌椅凳,铺设卧塌,安置行李;
   (2)入都应礼闱及赴引验请分发者,初到馆时,本馆董事矣齐到时,设席扫尘,例定素菜数蓝、白干酒数斤,费约2元左右;
   (3)入都应礼闱及赴引验请分发者,各提芳名,于额并交喜金若干,喜金多寡之数,另立章程;
   (4)凡在馆居住诸同乡,每月塑望于武帝前烧香致敬,礼毕,即于殿前公同团拜,行三揖礼,以联乡谊;
   (5)武圣诞辰,由董事预备牲礼致祭,即请在馆同乡祝福;
   (6)凡在馆同乡遇春秋二季致祭义园时,各宜亲到义园巡视,并祭先辈冢,回馆祝福;
   (7)馆中庶务会计,概由公举正大驻都之京官经理,所有馆屋店居租金,除 修补馆屋及义园祭费、神诞祭费及守馆馆丁工食外,余款留存,以为增置公产及大修馆屋经费;
   (8)馆中董理庶务会计者,每年于2月内将先年收入租金及支出用费开具清册,请众核算,即将清册另抄一单,粘于馆内,俾众周知有无存积,以示大公;
   (9)董经管务者,本应设立薪俸,为馆中出息无多,公议各尽义务,为每年公俸车费银4两,聊为酬报;
   (10)董理管务者,所收资金,当代为积存,则可靠殷实辅户处生息,以免保存,董理者,不得挪移亏空;
   (11)守馆馆丁工食,自光绪丁酉年起,经裘君少京手定议,每月工食1200文足钱;庚戌年,经丁君济生与从商议,以馆中无甚出息,守馆馆丁甚形苦瘠,议加给工食足钱800文,并成每月2000文;葵丑年,又因守馆馆丁刘顺年老,难以谋生,又与丁君超五、陆君承箕酌意格外津贴68文,后手不得为例;
   (12)敬神每月香油,定给足钱400文;
   (13)采扫各处,采帚毛帚等,每季给100文;
   (14)守义园墓丁,每季致祭时,先期嘱令割草,春秋两季,各给守坟钱400文;
   (15)春秋二季,致祭义园,例定买金、银钱纸1000文;
   (16)春秋两季,致祭义园,有同乡在京者,例定牲醴酒费香蜡钱1200文,如无同乡在京往祭,仅由馆丁办祭,例定牲醴香蜡费500文。
   (17)正馆房屋不得出租,其南院北院房屋则择其清白妥当,有家室或铺户租住,但须与议定,如遇考试年,应试者自用时,必当移住他处二三月居住;
   (18)喜金数列后:
   (A)初次入都应礼闱者,交本馆喜金纹银4两,五贡应廷试用者;
   (B)甲榜及第者,交本馆喜金纹银5两;
   (C)钦点三鼎甲者,加交本馆喜金纹银10两;
   (D)请分发引验者,佐贰佐杂,各交本馆喜金纹银5两;知县交本馆喜金纹银10两;府道交本馆喜金纹银20两;审司交本馆喜金纹银50两;臬司交本馆喜金纹银30两;督抚交本馆喜金纹银100两;京官喜金与外官等级相同。
   (19)喜金到馆后,与未出京时,即须清交不得蒂欠;
   (20)大修馆屋及增置公产如遇馆中公款无存积,请各随力量大小捐助,不拘成数。
       以上馆规,均属旧章,惟守馆丁工食一条则因时更改,乃现时暂定之数。纵观邵武会馆公议馆规,对会馆收支基本上有所了解,并从捐金数额来看,同乡不分职务大小,一律按职务各尽其能,以保证会馆的正常运转。清末科举废除,兴办新学,各类会馆寄宿对象亦由单一变得成分复杂,不但会馆馆规难以约束,政府亦难以控制。为此,1930326日,北平市警察总厅颁布了会馆管理规则。
《北平市公安局管理会馆规则》
  第一条:凡在京城建有馆舍,用各省及各郡县名义为旅京同乡集合居住之所均为会馆;
  第二条:各会馆应由旅京同乡人员就在京同乡中有正当职业而乡望素孚者,公举掌管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管理之;
  第三条:会馆董事公举之法以用投票或用公推,可依各该馆之习惯办法办理或由同乡议定之;
  第四条:被举为董事者,应报明警察厅备案,对于该馆一切事务担负完全责任,并有执行报告调查之权;
  第五条:各会馆如无确立之董事负完全责任者,经警察厅查明时,应迳行管理和暂予封锁,矣举定董事后再行发还;
  第六条:凡公举建筑馆舍,仅为各地方旅京同乡集议或商工团体会议之用者,应举有正当职业之管理人员,报明警察厅备案,其责任与第五条同;
  第七条:各会馆本籍之旅京同乡,需在会馆居住时,须先报告董事,得其许可,方准迁入;
  第八条:住馆人员之迁移及死亡等事,应由董事责成馆役即长班按照查户口章程,随时报告该管警察署;
  第九条:会馆董事察知或经人报告,住馆人员有妨碍同住安宁之举动及其他过当之行为者,应劝止或禁之;
  第十条:会馆董事对于住馆人员有左列各事之一者,应责成馆役报告该管警察署;
1)不受之劝止或禁止者;
2)携带违禁物品及枪支子弹者。
3)语言动作形迹可疑者;
4)违反烟赌之禁令者;
5)招致娼妓至馆住及贿就弹唱者;
6)患传染病者;
7)察知为未发觉之匪人或犯罪之在逃者。
   第十一条:会馆馆役遇有第八条、第十条知情事,迟延不向董事声明,报告警察署者,由董事送该管警察署,按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处罚或驱逐更换之;
  第十二条:违背本规则第七条者,应由董事报告该管警察署勒令迁移,照违令罚第二条罚;
  第十三条:违背本规则第八条者,照违警律第二十四条处罚;
  第十四条:违背本规则第十条者,照违令罚第二条罚则令第一条第四项处理;
  第十五条:会馆管理规则关于公产公物之保存方法及执事人数名称,邀集同乡议订,其原有之旧章与本规则不相抵触俱适用之;
  第十六条: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
此规定一经公布,各省会馆自定的规章制度及管理体系均随之变更,会馆馆长均改称董事,而会馆亦由政府监督管理,失去了原有的自主权。会馆自主权的衰减,加之北洋政府的内乱不止,严重危害及影响到北京地区的商贸发展,商人无利可图,纷纷南归或将商业投资转移,这一动荡时期给会馆收益带来巨大的影响。为了维持会馆正常运转,各省会馆同乡会均重新内定馆章,以便达到生存的目的。《福建邵武会馆的捐金简章》颁行于民国初年,就是当时的写照。
《邵武会馆捐金简章》
 (1)
本馆以征募捐金维持馆务的宗旨;
 (2)
凡邵属四邑同仁到京者,不论寄宿馆内、馆外,均应恪守,绝对执行;
 (3)
本章程按输金之性质分六种;
 (4)
凡受勋爵者,应捐番300元以下100元以上;
 (5)
凡受一等各项奖章者,应捐番100元;
 (6)
凡受三等以上各项奖章者,应捐番60元;
 (7)
凡受五等以上各项奖章者,应捐番30元;
 (8)
凡受七等以上各项奖章者,应捐番10元;
 (9)
凡在参政院参政当选者,应捐番300元;
 (10)
凡在国会当选者,应捐番200元(候补当选者不在此例);
 (11)
凡外洋毕业及国内高等学校毕业,获有学位者,应纳100元以下,20元以上捐金,不论何界何项位置,按其所得薪金之多寡,临时公议,以相当数目捐之;
 (12)
凡受特任官职者,应捐番500元;
 (13)
凡受简任官职者,应捐番300元;
 (14)
凡受荐任官职者,应捐番150元;
 (15)
凡受委任官职者,应捐番50元以下,10元以上;
以上四条不论文法军警各界,凡授职归班者,即须缴纳,存记及见习者不在此限。
 (16)
凡在国立各大学毕业者,均应捐番8元;
 (17)
凡在私立各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者,应捐番4元;
 (18)
凡在京中学毕业者,应捐番4元;
以上三条,不论军警法政农蚕工商等校均同;
 (19)
凡在京女子中学以上各学校毕业者,均应捐金4元;
 (20)
凡入京应高等文官试验,均应捐金8元;
 (21)
凡留学外洋,回国初应试,均捐番6元;
 (22)
凡入京初应普通各官及法官试验,均应捐番5元;
 (23)
凡入京初应大学及专门各学校试验,均应捐番4元(开学试验者,不在此例);
 (24)
凡入京内外政学军警工商各界得有优差者,如遇馆内有修缮之宣告,应对于公益上,尽维持之义务,但金额各随其志愿而定,同人等须公送匾额褒崇之;
 (25)
凡工商到京营业或他项目者,应纳馆捐3元;
 (26)
凡本章如有缺点或与他项相抵触者,得以随时捐益改良,但非邵属四邑同仁齐集,公同会议,不得擅行变更。
       从《邵武会馆的捐金简章》中已经可以看出,会馆经济已到了衰败的地步,为了维持生存,对同乡捐资已由自愿改为强迫,甚至对居住在馆外者,亦不放过。随着民国政府的南迁,官僚富商随之南移,会馆制度亦随之土崩瓦解,会馆主产、附产纷纷被私人侵夺。据考查:北京宣武区裘家街13号临川会馆所属的附产就曾被同乡会会长李炳芳占有,1948年在北京的临川同乡学生及208师临川官兵的抗议下,重新改选了汤启乾为同乡会会长,李炳芳才被迫归还了由其控制的会馆主产,但附产仍由其私人占居而未还。
       1949
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的会馆管理制度被政府废除,并成立了由各阶层人士联合组成的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由管委会代行会馆馆长、同乡会董事权利,行使管理职权。1956年,北京各省会馆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规定,陆续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至此,会馆及会馆制度全部废除,各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亦随之解散,北京会馆管理制度至此划上句号。
第四节 北京的会馆衰亡
       俗话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因此,任何事务有始必然有终,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北京的会馆应运而生,因时而衰,这是与军阀混战、科举废除、政府南迁等诸多历史原因分不开的。清乾隆朝是北京会馆鼎盛时期,随着中国的港口、商埠、市场在外国列强粗暴的干涉下被迫对外开放,洋货在中国肆溢横流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激烈的市场争夺。在外商洋货的冲击下,清咸丰年间享誉中国的芜湖钢铁之城,随着陈氏钢厂的倒闭而土崩瓦解;内河航运亦遭铁路和洋轮的两面夹击而一蹶不振。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外国炮舰下屈服,开关、赔款,使国力衰竭,处于襁褓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与强大的洋商抗衡,民族工商界逐渐势衰,商人无利可图纷纷返乡,会馆失去其原有的经济支柱,渐渐荒芜。据考证:江西永新县在北京城先后修建了3处会馆,其中宣外教场头条8号永新北馆和广内大街西头路南的永新南馆,是清乾隆年间翰林贺鹤汀等人捐金修建。清道光年至清咸丰年间,永新商旅不堪外商洋货的冲击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引发的全国战乱纷纷南下回迁。清道光15年(1835年)永新南馆因商旅南迁而荒芜,不久因留守人员无力修缮而倒塌。永新北馆亦未能逃脱衰亡的厄运,因躲避战乱永新北馆只留2户人照看会馆,因其无力维护会馆的修缮,为了生存只好将永新北馆转租给一家首饰店经营;清同治6年(1867年)永新北馆因得不到妥善的维护逐渐衰败,由龙筠圃作主将永新北馆变买与他人。龙筠圃等人用买永新北馆得来的钱,另购宣外兵马司中街房屋一所改建而成永新新馆,会馆有房29间,分东、西、前三个院落。新中国成立后,永新在北京的会馆仅存永新新馆一所会馆。
       清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携大阿哥弃城西逃陕西西安,北京陷入敌手。721日八国联军入城,城中会馆商旅纷纷弃馆而逃,八国联军对北京城中的会馆进行抢掠,使会馆财务遭到空前浩劫。位于宣武区虎坊路的湖广会馆被美军占领,还堂而皇之在此设立美军司令部。北京的会馆因商旅逃尽,空无留客,一些不法之徒亦乘机侵夺会馆据为己有,使一些会馆一度变成民居。据考证:宣武区板章胡同7号原为李文贞私宅,清康熙54年(1715年)李文贞捐出私宅改建成福建安溪会馆。清光绪26年(1900年)北京遭兵灾,馆中寄宿同乡纷纷外逃,会馆已无主事之人,馆丁张开(德林)乘乱毁掉匾额、拔去界碑将会馆房产攫为己有。清末民初,安溪同乡相继返京,但会馆已变成他人私宅,同乡无处寄居安身,则由会馆董事杨廷矶、王经邦会同律师朱北莘为同乡代表向外城警察厅上告,历经周折,直至民国6年(1917年)才将安溪会馆馆权及会馆财产由张开手中夺回,并重镶一块汉白玉馆匾于门楼之上,以示胜利。
       戊戌维新失败,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因其对北京的会馆曾为维新派活动场所十分不满,为除此后患,决定取消科举制度,一来可以安抚民间不满之怨;二来可以标榜自己是改革先锋;三来可以开设新学,使中西教育合璧,以讨外国人欢心;四来可以阻止各省举子入京聚会再生是非,加之中央科举考试场所贡院毁于义和团之手,为取消科举制度提供了借口。清光绪31年(1905年)92日先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袁世凯的奏章立即得到慈禧太后的照准,因此自清光绪32年(1906年)丙午科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改兴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举人无需来京会试,会馆一度沉寂,无形中断绝了会馆的经济来源。据考证:福建福清会馆始建于明代,位于内城;清乾隆5年(1740年)响应清政府旗民分城而居的政策,福清会馆迁至宣武区福州馆街2号。清末科举废除,福清举子不再来京,福清会馆由此萧条;福清会馆前是福建义园和泉郡义园,因无人管理,已是荒草丛生,荆棘遍地,并被其馆北侧的湖广会馆吞并。福清人郑凯臣为夺回被湖广会馆侵占的义地,诉讼法律解决,但因找不到建馆时江西南安知府游绍安撰写的馆记石刻,无证可凭,案悬两年得不到解决。民国在京立都后,福建人陆续返京,重新修茸各乡的会馆,在拆改墙垣时,意外挖掘出福清会馆馆记石刻,并以此为凭,将湖广会馆侵占的义地夺回,福清同乡以此碑为荣,将其重新镶嵌在福清会馆大门道西侧,以示纪念。另据考证:浙江温州老馆地处北京崇文区冰窖胡同,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时名浙瓯会馆,清嘉庆年间更名为温州会馆。清末,科举废除,举子断绝来京,温州会馆空寂,房屋无资修善,以是破旧不堪,温州同乡只好将温州老馆变卖,改在宣武校场五条28号另建一座温州会馆。
       20
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自救,实行工商界大联合,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外争国威,内争民权,并冲击了同乡会、宗亲会、行帮会所宣扬的宗法制度、乡土主义,使会馆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被拆除,纷纷融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之中。如:江西会馆、粤东新馆等会馆均对社会敞开大门,成为北京市民宣讲革命的大舞台。民国16年(1927年)418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市被改为北平特别市,因而降低了商业中心的领导地位,旅京商贾、官僚纷纷南迁,北京的会馆再度走向衰败。为了维持北京会馆残存的局面,一些会馆采取自救,将会馆临街房转租给商人开设店铺;亦有一些会馆打破馆规,将异乡人请进会馆来居住,收取低廉的租金,维持会馆的修缮;社会上的房虫子见有机可乘,则勾结会馆留守人员倒卖、倒租会馆空房,从中牟取暴利。据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浙江绍兴会馆居民张老汉介绍:民国时期,张老汉来北京当学徒,经房虫子介绍在绍兴会馆内租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居住,此时绍兴会馆因久无人修缮,已经破烂不堪,风水尽破。
       民国26年(1937年)7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日寇侵占了北平古都,建立了伪华北政府。北平的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出于民族大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纷纷弃家向西南四川迁移。重庆是西南重镇,民国17年(1928年)四川军阀刘湘联合重庆民族资本家汤子敬创立重庆市,抗战军兴,国民政府将首都迁至重庆,在此建立全民族统一抗战的中心,重庆因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民族资本家的资金重组,兴建了一大批民族工业和军工企业,因而保证了全国八年抗战军需、民用的供应。抗战期间,旅居北平的爱国商人亦随迁西南后方,北平的会馆因再度失去经济支柱,而逐渐衰败。据考证:福建仙溪会馆原址在崇文门外草场五条,原名仙游会馆。清末,刘章天以其屋宇狭窄,集资在宣武区西砖塔胡同另建新馆,更名为仙溪会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移都北京,馆内人丁日渐兴旺,为了解决人满为患的紧张局面,黄棠元等将旧馆售出,在广内大街广安东里22号另辟仙溪新馆,该馆占地多达133⒊2平方米,房屋40余间。七七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平,仙溪人纷纷南逃返回故乡,昔日车水马龙的会馆,顿时鸦雀无声,仙溪会馆因无人照料,年久失修,抗战胜利前房屋破损倾塌颇多。
       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复迁南京,各省驻南京办事处纷纷成立,北京的会馆虽多,但因北京已失去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社会地位,至解放前夕,南方青年进京考学者,亦多不知会馆为何用?据原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离休高级讲师翟其寅先生回忆道:我祖籍是安徽泾县桃花潭水东翟村人,世居安徽芜湖四代,曾祖父翟守芳、祖父翟肇周、父亲翟本槐三代为芜湖漕酱公会会长、芜湖商会常董,父亲翟本槐还出任过芜湖商会会长,可谓是商人世家。民国36年(1947年)我因在芜湖广益中学发动学潮,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因而被迫离乡北上到北平考取了中国大学法律系,但因找不到房子,住宿成了问题。后通过二姐夫汤启鹏的介绍,找到其四弟汤启乾,因汤启乾时任北京江西临川会馆馆长,所以我得以寄居在临川会馆中,并在此迎接北平的解放。1949年初,我参加革命,组织上送我到解放区参加学习,结业后将我分配在新华总社当记者。1991年我从《北京古迹词典》中知道北京有一座安徽泾县会馆;而后我又从《王灿识史志论文集》中得知北京还有一所安徽芜湖会馆,而这些会馆均于临川会馆相距不远,但在北京学习、工作多年却从没听乡亲们说起过,老辈人亦没有讲过,足见当时会馆在商人们心中已经消失。
       另据天津北门东中学校务主任、离休高级教师汤启乾(现名田野)介绍:民国36年(1947年)我自南昌一中高中毕业后,告别家乡前往北平报考大学,暂寄宿在北方交大南昌一中校友万绍舫宿舍内。我考上中国大学经济系,同来的两位同学陈瑾、黄振华考上中国大学中文系。开学在即,北方交大的同学马上就将返校,可我们还没有找到住处,于是我们几位同学分头出去联系房子。正在此时,我二哥汤启瑞从天津来信告知:他在中央银行工作时的老上级、老朋友、同乡李世璋(原民革中央副主席)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下榻在北京的临川会馆中,会馆对同乡免费寄宿。我们听说后很高兴,立即分头去找临川会馆,总算上天不负有心人,在裘家街5号(现13号)找到了临川会馆。会馆因长年没人知晓,会馆董事李炳芬(1906年临川会馆馆长为清度支部主事饶芝林)已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另还占有一处很大的附产。经双方交涉,李炳芬总算同意我们几位学生居住在前院。临川会馆是由三套院落组成,坐西朝东,有23间房屋,馆匾由临川人、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李瑞清题写,馆中除传达王师傅与会馆主事马亚平两家外,就是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因会馆内情已无人知晓,李炳芬大权独揽,同学们处处受到限制,住久了学生们对会馆馆规和同乡会选举制度、乃至主产产权问题都搞清楚了,学生们对李炳芬控制会馆产权十分不满。民国37年(1948年)我们几位学生联络驻防颐和园一带的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军需官陈某等同乡军人及在京的临川同乡举行馆长换届选举,大家一致推选我为新一届临川会馆馆长。李炳芬不服,不肯交出馆权,军需官陈某则拔枪相威胁,李炳芬迫于同乡的压力,被迫交出会馆主产权,但仍占着一所附产不还。当时学生们不懂附产产权亦属于公产,夺得馆权已经心满意足,由前院搬至后院,大家乐不思蜀,所以李炳芬所占的附产没有人去追究。北京解放后,我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会馆的同学们也纷纷参加革命,有的进了华北大学,有的去了解放区,有的去了东北分散到祖国各地,会馆只剩下传达王师傅和主事马亚平两家居住。
       民国末年,会馆多被外籍租用或因年久失修坍塌倒闭,由于同乡会会馆的特殊性,政府不易介入管理,因而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潜伏隐匿之地,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隐患。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北京的会馆多已名存实亡,同乡会只剩下137家,而能自行管理的同乡会只有47家,随着国民政府的败亡,会馆也逐渐衰败。
第五节 北京的会馆终归人民所有
       1949
131日北平市和平解放,成立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当选为军管会主任委员。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征用了部分会馆为首长和机关用房,将其余会馆空房分给了无房居住的流民,会馆居民因而变得多元化。为了做好会馆移交前的过渡工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防止反革命分子利用会馆空房对北平市进行破坏活动,1949325日叶剑英主任签发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社会团体暂行登记的布告》。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社会团体暂行登记的布告》
      为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本市军管委员会今日特发布如下:查本市社会团体甚为繁杂,并有少数团体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兹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特颁布北京市在军管期间暂行登记办法,并指定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进行审查登记,仰各界人民,一体遵行,此布。
主任委员:叶剑英 副主任委员:谭政
       北平市时有同乡会137家,会馆407所,占有房屋21600余间,因同乡会多已名存实亡,会馆中因缺乏管理早已鱼目混杂,所以北平军管会所顾及的问题并非凭空杜撰、空穴来风。据江苏省参事厅副厅级参事邓骥先生回忆说:解放前,我任民国江西省银行行长兼江西省政府驻南京首都办事处主任,官居少将之职,因不明中共政策,随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1951年我在台湾见到过同乡马亚平,他穿着国民党少将军装,他是军统特务。不久,我因对国民党政策不满逃到香港,在章士钊老师的动员下返回大陆。另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周梦萍先生回忆说:我原为国民党陆军第11兵团鲁道源部少将参议,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我们的部队被打散,去台的后路也给切断,于是我潜回临川老家。1950年为躲避全国镇反运动,我逃到上海,在此被捕关入西牢,不久我被判监外执行三年,于是我来到北京寻找妻儿,住进临川会馆,当时会馆中住有马亚平,他是国民党特务,官居少将;另有于右任的秘书涂康和李济深的秘书黄迪桐,不久马亚平就不知去向。从汤启乾的回忆可知,马亚平在1947年就隐藏在临川会馆,但并没有对学生暴露他的特务身份,直到1950年他还住在临川会馆内居住,1951年前后他才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的震慑下逃往台湾,并碰到邓骥先生。因此,国民党特务利用北京的会馆为掩护潜伏下来,是有事实根据的。但军管会的布告发布之后,至19501月止,只有47所会馆参加了登记,而多数会馆因无人管理,而未参加登记。因会馆失于管理,房屋多已破旧不堪,有些危险房屋因得不到修缮以致几次发生塌房伤人事件。会馆房屋虽多,但多控制在私人手中,得不到合理利用,致使广大群众严重缺房。
       1949
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被定为首都,为解决新中国的财政收入,国家开始对会馆征收房地产税。但因会馆管理杂乱无章,不但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市民的住房困难,并给反动分子提供了活动场所。19501月北京市民政局在《关于1949年社会团体登记总结》中总结道:“……同乡会在解放前有137个单位,其中大多数为日本投降后,由各地逃亡地主所组成。在解放后,地主返回原籍,多数(同乡会)自行解体。现在存在的为数很少,纯系地区性的封建组织;(会馆)是同乡聚会的一种场所,多半为过去没落的官僚或失意的军阀所把持,一般需要改组。会馆也系封建社会的产物,远在明清两代,实行科举时期,各地同乡为了赴京应试的举子旅居之便,捐置房屋而建立者。民国之后,遂为同乡住用或出租,其内部虽由董事会或理事会的组织,只是负责保管原有财产,并无其他作用。会馆本属于社团性质,不过在调查了解当中,多数会馆在过去为一般没落官僚、失意军阀以及占有权利地位的少数人们所把持。解放后,一些反动分子或南逃、或隐蔽,以致会馆形成无人负责状态,房屋年久失修,坍塌倒坏,并拟定《会馆暂行管理办法》,以其不使会馆房屋坍塌破坏、不损伤社会财富,同时也为了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北京市民政局的社会团体登记总结报告,立即引起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912日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签发了《北京市会馆财产管理暂行办法令》。
《北京市会馆财产管理暂行办法令》
 第一条:为保护本市会馆财产,特制定本办法管理之;
 第二条:各种会馆财产,应由各该地旅京同乡组织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保管经理,管委会得以省为单位,联合各该省之郡县等会馆,组成之;
 第三条:管委会设委员若干人,由该地旅京同乡选任之,并由委员中互选主任委员一人,处理经常事务,委员每年改选一次,得连选连任;
 第四条:管委会得视业务上之需要,雇佣事务员若干人;
 第五条:管委会之筹备及管委会成立之时,须报经民政局核准备案,申请时,须将管委会负责人姓名、经历、现在与各党派团体的关系、已登记的同乡清册、组织章程、财产清单及收支概算书各两份,一并呈送备查;
 第六条:管委会负责清理保管会馆财产,修建房屋、举办公益事业及纳税之责;
 第七条:管委会对该会馆财产,不得出卖、转赠、典当、抵押及其它变向处分;
 第八条:管委会对租用会馆房屋及使用地基者,均应收取合理之租金;
 第九条:管委会对该会馆财产之收支,每年应按期向旅京同乡公告,并呈报民政局备查;
 第十条:管委会委员改选或更替时,应呈报民政局备查;
 第十一条:管委会对该会馆财产有营私舞弊情事时,得由旅京同乡检举报由民政局依法惩处;
 第十二条:某会馆财产如已无人主持者,得由政府代管;
 第十三条:各省市县人民政府,如愿意管理其在本市而属于该省、市、县及之会馆者,均得与本市主管机关洽商办理;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公布施行,其有未尽事宜随时修订。
《北京市会馆财产管理暂行办法令》颁布后,北京市政府废除了旧有的会馆管理制度,成立了由各阶层人士及会馆居民参加的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该管委会代行原会馆馆长职权。北京会馆同乡会纷纷响应北京市政府号召,有22个省同乡会成立了管委会。在管委会的领导下,健全了会馆内部制度,调整了工作人员,使会馆得到有效的管理,人民公财得到了应有的保护。为了缓解北京市民的住房困难,管委会首先调整了会馆房价,合理的出租给市民,并派专人催收欠款。私人占房者见房价调整,不肯多付房费,纷纷退出多占的房屋。管委会用房费租金,修缮了残破不堪的会馆房屋,并补交齐所欠国家的房地产税,按期发放工作人员工资,达到了以房养房的目的。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政策指导下,管委会为改进业务事项,大力举办公益福利事业。
       1951
8月北京市民政局《会馆工作报告》总结说:会馆多分散在外城各区,共有401处,房屋约21000余间,多为明清时所建。会馆拖欠地产税极为普遍,仅湖南会馆1950年底欠税就达3.5万余斤,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市民住房困难。至1951年已成立湖南、湖北、陕西、山东、吉林、河南、福建、江苏、河北、浙江11个管委会,包括247个会馆,占全市会馆总数百分之六十一。其中湖南、陕西、山东、河南、吉林五省70个会馆房屋3691间,已合理经营,但遭到长沙邑馆的反对,不肯参加省馆管委会统一领导。有吴县、泾县、韶州、朝邑、延平、四川会馆共计14个会馆,因无人管理,而交政府出面代管。由各省政府申请自行管理的有山西省38个会馆,由山西省驻京办事处管理。已整理组织的300个会馆,未整理组织的有101个会馆,经调整房租,多占房者因怕交租,退出多余的房,因而租金多收一倍。四川会馆41间房,租金每月实收3000斤增至11000斤。有了钱,湖南会馆用9万多斤米修了800多间房,陕西会馆用7万多斤米,修了900多间房,使会馆得到修缮,达到以房养房的目的。会馆工作应以保护会馆财产为中心内容,整理会馆旧有组织,变少数的封建把持为多数的民主管理,因而组织同乡管委会是最有效的办法,使其改造成为真正的社会公益团体。
       为了妥善处理各省会管管委会的问题,22省会馆管委会决定筹设各省会馆管理委员会联合会,统筹处理会馆管委会事宜。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北京市人民政府确定市民政局为管委会领导机关,并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北京市救济分会具体领导管委会业务,使联合会成为遵法守法的公益团体。1953325日张馥卿先生代表联合会发出《关于筹设各省会馆管理委员会联合会》通知:本会系社会公益团体性质,在北京民政局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北京救济分会领导下,辅导各管委会解决或改进有关业务事项;联合举办社会公益福利事业;辅导各管委会办理改选事项;响应政府号召推动政府政策方针。然而,由于各省管委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地域观念和宗法思想,会馆联合会刚刚起步,就出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搞宗派主义,使会馆联合会内矛盾重重,工作陷入停顿。
       1954
39日北京市民政局根据会馆管委会联合会与会馆管理等诸多问题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改进会馆管理与修订会馆管理办法的报告》。报告中指出:自1950年至今组成22个财产管理委员会,完成了修房、纳税任务,但(管委会)内争管理权、搞派别、互相攻击等,因而重新修订会馆管理办法与改进意见。根据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关于调整旧社团方针,以及我市会馆具体情况,应是逐步接管的方针,先对组织不健全、管理不善或不能完成管委会任务的会馆进行管理;对其他有成绩的会馆仍由其自行管理。会馆财产本属人民公产性质,由于封建地域性关系,便不能合理调整租金与大力催缴欠租,因而不能使人民财产起到更高的作用和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是个不应有的损失。故对组织比较健全、不准备接管的会馆加以整顿,首先责令其在人事上予以调整,并健全其内部制度,使之做好纳税、催租、议租、修房的工作。
1954
89日北京市政府根据民政局的报告正式下发了《修正北京市会馆财产管理暂行办法》,对组织不健全、管理不善或不能完成管委会任务的会馆进行管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指示市民政局、市房管局及市文化局接管会馆财产。北京市房管局接到指示后,当即接管了十个省的会馆财产,至19565月止,北京市民政局亦接管了十个省的会馆财产,而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馆则由市文化局接管,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据调查得知,北京的会馆移交并非一帆风顺,进展工作相当缓慢。据考察:河北省在京有省级会馆4所,府级会馆4处,县级会馆4处,还有许多附产;河北省会馆还办有两所中学,一所在下斜街叫燕冀中学;一所在宣外大街路西叫燕冀女中1949年北平解放,河北省会馆(直隶会馆)负责人石小川就提出将河北省会馆与学校全部交给北京市管理的建议,但北京市政府因并非统属拒绝接受。1950年河北省同乡会根据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市会馆财产管理暂行办法令》规定,成立了河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开始清点河北省会馆财产。   1951年河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开始逐步向北京市政府移交在京的河北会馆财产;在北京的河北同乡闻知,联名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信告状,认为:把会馆收了不行。河北省政府立即派人来京解决问题,最后与北京市达成协议,将河北省府县会馆及其房产交与北京市房管局;学校由北京统一管理;河北省会馆由河北省政府接收;北京市将锥把胡同8号院房产移交给河北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会馆负责人石小川安排在河北省文史馆当馆员。因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接待标准太高,许多来京办事的河北干部因职务限制无处安身,所以河北干部群众对河北省驻京办事处的接待特权产生了强烈不满情绪。1953年河北省政府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将北京宣武区达智桥40号河北省会馆、杨继盛祠堂和祀庙,改成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招待所。招待所包括会馆院内14间大厅,5间东房,6间南房及北院12间;西院7间;南院3间,共计40余间房舍。但因招待所人多事杂不易管理,经常给办事处造成麻烦,于是1955年河北省政府将所遗河北会馆全部房产移交给北京市。
民政局因不是房管部门,又不懂建筑技术,所定房屋收费标准又令住户不满,摩擦时有发生,增加了管理难度。因此,195665日北京市民政局于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将会馆移交房地产管理局的请示》,文中指出:本市会馆由政府接管后,原规定其房屋由房管局管理,其工作人员能工作的亦由该局负责安置。到19554月房管局接管了十各省的会馆房屋之后,强调因编制所限,对会馆工作人员无法安置,所以接管工作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各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仍纷纷要求政府接管会馆财产;同时管委会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争权夺利、贪污浪费,而且房租高低不一,入不敷出,有些危险房屋得不到修缮以致几次发生塌房伤人事件,为了保护房屋、维护住户生命安全,当即报请吴(晗)副市长批准继续接管会馆房产,房屋则由我局暂时管理。从19555月至今年5月,我局共接管了十个省的会馆财产、房屋14430间,接管后,对于会馆工作人员分别作了处理,计留工作者36人,资遣还乡者15人,对危险房屋都作了修缮,对于不合理的房租,按照公房租金标准作了调整,现在每月所收的房租不仅足够人员、修缮开支,而且还有结余,目前已有余款3万多元。但是我局不是房产管理部门,我们感到管理这一部分房产有许多困难,首先不懂建筑技术,不能正确的鉴别房屋破旧程度,以致有时发生该修不该修、不该修而修的现象,这样不仅浪费资财,而且使房屋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管。其次,这部分房屋租金虽然是按公产标准订立的,但是许多住户总是怀疑比公产租金高,有部分住户并籍故拖不交租。为此,常常闹纠纷,影响不好。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使这部分房屋得到更好的管理,拟将上述房屋全部移交房管局统一管理。关于人员的处理,我们的意见:留用的36人中,有33人负责收租、修缮、会计、出纳等工作;有3人负责勤杂工作,都有一定工作能力。根据张、吴副市长指示:对会馆工作人员妥善处理,尽量安置工作的精神。这部分人员,房管局应予以留用,安置适当的工作。已离职的人中,有15人还需要按月补助生活费3009元,这部分补助拟从房租结余款3万余元中拨出,由我局发给补助人,是否可行?请指示。
    根据北京市民政局所请,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北京市房管局全面接收会馆房产,使人民公产的会馆房产全部移交给北京市房管局,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对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会馆财产的改造、治理、接管的全部工作,会馆房产自此回到人民的手中,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第六节 北京的会馆余音
   1956
年初除山西省自行管理其在京的38所会馆外,各省会馆财产全部移交完毕。据广东省会馆移交过程资料证明:1956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致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其财产全部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条要求,北京市民政局致函广东省人民政府对接管广东省在京会馆财产征询对方的意见,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复函同意,1956123日北京市民政局作出如下处理意见:
1)广东会馆公有房产290⒏5间,由市民政局接收,但其中袁崇焕墓和袁崇焕祠经文物局鉴定,有历史文物价值,拟交房管局保管;
2)广东会馆家具部分留市民政局办公之用,其余交市财政局接收;
3)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原有工作人员11名,由市民政局根据他们的情况分别安置处理。
       为了妥善保护广东会馆文物古迹,1956130日蔡廷锴先生与叶恭焯先生上书北京市人民政府王昆仑付市长曰:昆仑同志:广东省各会馆房产颇多,廿年来无人主持残破不堪,自前岁我管委会接管后,积极整修,每月收租达七、八千元,规模渐复。现各省在京会馆产业多已归北京市接管,粤馆因故乃于24日移交准,其中有明代袁崇焕坟墓、祠堂及南海会馆戊戌议政处所等,均与文化史迹有关。袁武墓祠且经前岁李任公与弟等请市府修葺,颇壮观瞻。此前一并移交市府接管。此为,两粤在京特殊纪念物,至今乡人和华侨来京均探访。此如何由市政府特别管理,免于一般房产等,视望商市府同仁速定办法,以慰众望。前岁市府修葺墓堂事,张友渔、薛子正两同志具悉其事,兹以附及附上,拓有考余叙。
       王昆仑付市长接函后,非常重视民主人士所提出的会馆文化保护意见,当日即批复市文化局到现场勘察了解情况,提出处理办法。195643日,北京市文化局经对广东省会馆文物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关于接管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所属在京财产具有历史意义的故居遗迹和文物处理办法请示》。
1)崇外畲家馆袁崇焕墓堂,为众所周知之所,具有历史意义,拟由我局文物组接管,该处计有房产23间,住户多家,只北房三大间空闲,可由我局通知文化馆、站利用,其余房屋商由市房管局动员住户迁出后,一并交文化馆、站,以达到又保护、又利用的原则;
2)龙潭袁崇焕督师庙三间,墙上嵌有康有为、梁启超石刻,有文物价值,可由文物组接管;
3)韩家潭甲14号李笠翁芥子园遗迹,现只存假山园亭,保留已无意义,且该地现已划为市教育局作建筑使用,拟予拆除后,于原地立一碑说明;
4)宣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原百余间,无全部保留的必要,我们意见曾为康有为议论作息之所的七树堂小院,可另辟门户由文物组接管,并将七树堂原有之观海堂15块石刻(现存粤东新馆)移会嵌于原处;
5)龙潭东火桥广东先烈祠,本广东义园,现坟已迁移,已无保留价值,只叶恭焯所书《广东省民族先烈祠》横额仍悬于原地保留;
6)宣外周家大院番禺新馆,有屈大均石刻一块,宣外海北寺街顺德邑馆有嘉庆碑记两块,南横街粤东会馆有叶恭焯书[戊戌变法前聚议所]匾额一块及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有叶恭焯书《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匾额一块,拟由文物组通知市房管局负责保管,不得损坏。
王昆仑副市长办公室接到北京市文化局报来的广东省文物古迹保护处理意见,经讨论于716日批复如下:
1)崇外畲家馆袁崇焕墓堂由文化局文化组接管,并保留北大三间,作一横匾,加以保护(市领导注:不必迁设文化馆,不动员居民搬家);
2)龙潭袁崇焕督师庙三间,墙嵌康有为、梁启超石刻,由文化局文物组接管保护;
3)韩家潭李笠翁芥子园遗址,现只有假山园亭,暂时保管,准备迁移龙潭公园或其它园林内,拆除后于原地立一小碑加以说明;
4)宣外南海会馆,将康有为议论作息之所的七树堂小院另辟门户,并将七树堂原有之观海堂15块石刻移回嵌于原处,由文化局文物组接管加以保护;
5)龙潭番禺新馆有屈大钧石刻一块,顺德邑馆有嘉庆碑记两块,以及粤东新馆悬有叶恭焯先生所书[戊戌变法前聚议所]及东莞会馆悬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纪念横额,均由文化局文物组通知市房管局负责保管,不得损坏。
广东省在京会馆,在民主人士及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努力下,在市政府的关心下,得以顺利接管,其文物古迹亦得到妥善的保护,通过广东省会馆移交过程,可纵观全北京市各省会馆的移交全过程,至此,北京各省会馆房产全部收归全民所有。北京的会馆取缔之后,居民允许搬迁,虽然会馆房屋及古迹得到妥善保管,但新老居民相互更替,变化频繁,几十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会馆的历史,甚至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湖广会馆文物牌已被杂物所覆盖,除院中住户外,他人无法知觉。在采访的50余位南城60岁以上长者中,知道会馆者仅有四五人,而会馆内居民住龄在30年者,无一人能道出会馆的历史。会馆房屋依旧,但会馆文化已经从人们的思想中被清除而彻底衰亡。
       建国初期在北京市政府及全国政协人士的关怀下,会馆文化古迹,得到初步的保护,但幸存下来的会馆古迹却未能逃过文革的劫难。南新华街46号长春会馆,原名玉器行会馆,因玉器行供奉元大宗师、长春真人邱处机为祖师爷,因而取其祖师长春真人法号为会馆名,故又称长春会馆。丘处机,金国山东人,生于1178年,后出家隐居于龙门山潜修数年,并创立了道教龙门派,因而名声远扬,金、宋两国均派使前来礼聘,但都被丘处机婉言拒绝。1220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慕名派使臣携带重礼来聘,丘处机立即应召,率领18位弟子,跋涉万里至阿富汗境内的成吉思汗驻帐朝觐蒙古大帝,成吉思汗尊其为神仙,赐其元大宗师爵禄,至此,丘处机成为成吉思汗的顾问及掌管蒙古帝国宗教界的领袖。邱处机东归后留居大都(北京),成吉思汗将唐玄宗开元年间修建的天长观赐给丘处机,改称长春宫,长春宫俨然成为道教中心和宗教界总部。丘处机80余岁仙逝,葬于今白云观第四进丘祖殿香案下石座内。每年旧历正月十九日是丘处机诞辰日,白云观前有燕九节盛会,至今兴盛不衰。玉器行拜丘处机为祖师爷,以保佑同业兴旺、财源日盛。民国时,长春会馆馆主吴氏以同宗邀请民国大元帅吴佩孚为长春会馆题写匾额,并悬于长春会馆门楼上以壮声色。文革时,红卫兵涌入长春会馆破四旧,吴氏传人、北京玉器厂技术科科长吴玉霖为保护长春会馆门楼上的石匾额,竟冒着生命危险,蹬高用水泥将石匾额上的吴佩孚落款糊上,红卫兵因不知此匾为何人所题,故而弃之而去。因此,经红卫兵浩劫后的长春会馆文物古迹无一幸免,独吴佩孚所题匾额幸存无损。1993年长春会馆被拆除改建为青岛市场,长春会馆石匾被施工单位拆下来扔在马路边,碑石上沾满了泥土,十分凄凉,这块由吴玉霖先生用生命保护下来、躲过万般劫难的历史文物,如此处置,吴先生若九泉下有知,何以瞑目安眠(现长春会馆碑已被收藏在北京五塔寺石刻纪念馆内)。文化大革命,使会馆文物古迹被当成四旧砸烂破坏,会馆古迹几乎无存。
       1976
728日,唐山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北京亦受到严重的影响,天灾令馆民恐慌不安,余震使人惊魂难定,会馆居民因害怕会馆老屋坍塌,居民不敢入屋居住,纷纷在会馆院内、园中搭起零乱简陋的防震棚,以减轻心理压力。因北京人口历年递增,人类生居空间极为紧张,所以,震灾之后拆去的防震棚又被违章建筑所取代,简易房应运而生,遍及大街小巷、胡同旮旯。北京会馆多是匠心独运的古建园林杰作,会馆中的亭台楼阁及园林规划更颇具艺术魅力,然而这些具有500年历史的会馆文物古迹竟被违章建筑所排挤、破坏。宣武区珠巢街2号的中山会馆,原名香山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6亩,房屋122间,并以院中有幢中西合璧的大客厅而闻名。文革时,中山会馆园林被破坏,中西大厅也被改建;地震后,院中被烂建的简陋房屋将会馆风水全部破坏,偌大的园林中间几无立足之地,令人惨不忍睹。宣武区米市大街64号的安徽泾县会馆新馆,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旗手《每周评论》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均在此工作和战斗过,而今门前空地拔地而起一座建筑物,遮住了照相机的镜头,使之历史遗貌无法得以保留。
       被取缔称号的北京会馆,虽然其历史价值已经寿终正寝,但其仍任劳任怨,超负荷的为北京南城市民服务,以会馆文化的爱心,温暖着千家万户。北京城市现代化革命兴起,会馆古建艺术已失去北京市民的宠爱,并被现代建筑大师们视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阻碍,大批的会馆古建筑终于散尽余热在隆隆的机车声中倾覆于尘埃之中,代之而起的是摩天大楼、豪华别墅。昔日繁盛的会馆,今多已踪迹难觅,只能在历史记载中查到其蛛丝马迹,北京的各省会馆历经五百年沧桑,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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