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移民文化

热点文章
站内搜索
湖广动态

巴山硐寨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1-1-11 11:26:02 浏览量:

大巴山地区,地跨川陕鄂三省之地,深菁大山地势险峻,环境艰苦。由于山深林茂,在明清之际,秩序很不安定。再加住户分散,易被窃掠。为了安全,居民们修了许多硐寨。移民到了之后,为了自身安全需要,亦必须参与进去。各个硐寨,为了壮大实力,亦希望接纳更多的人。在参与硐寨的修筑及保卫过程中,移民得到了当地居民或早期移民的认同,接纳了这些移民。同样,通过参与,移民也认同了硐寨居民,进而扩展为地域认同,实现族群认同。这有利于促进移民的土著化。而对此问题的研究,至今未引起人们注意,更别说专题研究。

  清代的大巴山地区,经明末清初的战争厮杀,人口锐减或大量逃亡。待清鼎定中国,鼓励移民四川,掀起了大移民浪潮。大巴山区,亦吸引了大量移民,构成大

巴山移民社会。关于此,诸多学者已有论述,[1]此不复述。

陈孔立教授认为,移民社会结构特点之一:移民以地缘关系进行合作开垦,同时也进行共同防卫,有的还建立自己的乡团组织。[2]大巴山地区的硐寨,就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聚落组织和形式,也是移民的共同防御单位。它在移民的地域认同和实现族群认同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硐寨缘起

硐寨是大巴山的一种很突出的建筑形式和聚居单位。它为安全而起,也为匪乱而盛(包括拒农民起义军而自保)。合村、合族或几姓之力联合而建。依山水之险而

 

作者简介:

岳精柱(1965-)男,四川宣汉,硕士,讲师,重庆湖广会馆,主要从事移民文化和区域史研究。    黎小龙(1955-)男,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区域史研究。

 

砌,凭山硐之隐而成。笔者所见资料,最早可追朔到五代之时,最晚延到民国,在一千多年历史中,大巴山人民都在为自身的安全而不辞辛劳地、不吝财力地修造自己的安全堡垒。但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人们注意。

咸丰《开县志》载:“查通志,开县在五代时有虎跳、黄侯二寨,皆土人筑以避乱者。”[3]民国《宣汉县志》:“太平寨,一名汉城寨,又捍城寨……宋靖康移达州治于此。” [4]红岩洞:“分上中下三层,均一排五洞,上洞有天然城门,可以固守;中下皆人为之。中洞成于明末,下洞成于清末,最险要莫如中洞……乡人避乱于此多获保全。”达县喻家寨,玉皇观寨皆“明成化时建”,顺天寨,“民国十九年建”。[5]紫阳县泰山寨“咸、同间依古址重建。”[6]从五代以来,至民国各朝皆有。

大巴山区建硐寨,与安全紧密相联,正如清道光《通江县志》曰:“从来硐寨之设为御寇。”[7]凡各朝社会动乱不安,建寨即愈盛,在清嘉庆年间,大巴山区建寨达到高峰。大宁县(今巫溪县)寨硐“均自嘉庆初年防剿教匪。”[8]湖北《房山县志》记:“自嘉庆年间……爰择便利之区,筑土城储粮物,避贼乱。” [9]陕西定远厅(今镇巴县)“自嘉庆五年寨堡议行,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10]南江、巴中、大竹、渠县、开县等县志亦有类似记录。

据方志统计大巴山区硐寨如下表:

                         大巴山区硐寨表

县      名

数量

以姓氏名之硐寨

比例

资料来源

备  注

南江县

28

1

3.6%

(民国)南江县志

表中无硐记录

巴中(今巴中市)

71

4

5.6%

(民国) 巴中县志

 

通江县

78

14

18%

(道光)通江县志

多硐

万源县

178

19

10.7%

(民国)万源县志

多硐

东乡县(今宣汉县)

89

7

7.9%

(民国)宣汉县志

未记全,志中他处还有如莲花寨等记录,多硐

开县

114

17

15%

(咸丰)开县志

“所录皆大者,其余小寨小硐尚有数百所”

达县

513

31

6%

(民国)达县志

 

渠县

195

20

10.3%

(光绪)渠县志

 

大竹县

222

6

2.7%

(民国)大竹县志

 

大宁县(今巫溪县)

69

9

13%

(光绪)大宁县志

 

紫阳县

定远厅(今镇巴县)

万县

云阳县

梁山(今梁平)县

忠县

 

垫江县

房山县

竹山县

 

109

95

383

276

215

93

 

187

43

39

141

7

9

12

57

16

5

 

25

5

8

9

6.4 %

9.5%

3.1%

20.7

7.4

5.4

 

13.4

11.6

20.5

6.4

(民国)紫阳县志

(光绪)定远厅志

(同治)万县志

(民国)云阳县志

(光绪)梁山县志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

(光绪)垫江县

(同治)房山县志

(乾隆)竹山县志

(同治)竹山县志

 

 

 

 

 

 

 

注:以姓氏名之硐寨:如张家寨、李家寨、李家硐之称呼。紫阳、定远厅属陕西,开县、大宁、万县、云阳、梁山、垫江、忠县属重庆,房山、竹山县属湖北,余皆属四川。

       从表中反映出,各地修的寨堡,是比较多的。同时,愈是大巴山深处,修的寨相对较少,这是因为深菁大山,天然山硐很多,可资避身。故方志在称名上,亦有一定差异。巴中、通江、万源、宣汉、开县、大宁县、万县、云阳县皆称为“硐寨”或“寨峒(洞)”,其它称“寨堡”。宣汉县及万源市,现在尚有硐寨遗址,笔者曾多次探视,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如万源的向家硐、帽子城,宣汉的铁统寨等,遗迹还依稀可见。

       有的硐寨还建有碉楼以自保,民国《达县志》就录有43座碉楼,[11]民国《云阳县志》记有碉垒58处,[12]同治《万县志》记有碉楼44处。[13]硐寨的修建,有家族之力修者,如向家硐。宣汉桂氏谱载:“至清嘉庆元年,小鬼扰乱,我辈始扎硐寨。凡我族姓,幸安全无一事。”[14]表中“姓氏名之硐寨”,即是以家族之力修建。有多姓联合修者,如达县的余郝寨,苏马寨,紫阳县的四家寨等。亦有以村落之力修者,如开县“旧县城,一名岫岘城……土著八姓历数百年无恙。嘉庆二年,教匪遍境,里民冉子怀倡修石砦,屯聚千余家。”[3]云阳县的人和寨“温氏同附近众姓共建”,尖山子寨“众人共建”等等。[12]民国《巴中县志》“同治时,文治寨甫成,郭逆由广苍窜境,乘雾至恩阳河,居民登寨,平时阻修寨者,随后呼救。”[15]修此寨,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很明显是不可能以宗族之力而修,应肯定地认为是以聚落之力而建。

各方志中所记硐寨(寨堡),其数量应不及实际数。有的方志已有说明,如咸丰《开县志》就言:“所录皆大者,其余小寨小洞尚有数百所。” [3]

移民与硐寨

硐寨,仍百姓之安全聚落。移民到了一地,落业于此,因限于自身力量,就必须要依靠硐寨的保障。换句话说,他们要么自己联合修硐寨,要么加入其他乡族中修筑。这样的文字材料,留下的不多,但仍可寻到一些。

光绪《定远厅志》记:“乾隆五十年,有贵州遵义府迁来苗民熊、陶、李、吴、杨、马六姓,于厅治之黄村六年,分居大楮河……嘉、同间,教匪发逆扰境,侦寨有苗民,不敢犯。”[16]他们是六姓带家联合迁往,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力量,但他们仍要加入硐寨以保。南江县民岳士槐,为乡里所敬信,嘉庆间“教匪之乱,近十八乡居民咸来避乱,扎其屋后大寨,推为寨总,威信甚著,乱平,十八乡人思之,联为一会,春秋团聚以永纪念,迄今不衰。”[17]县志又叙“大寨……足容万人,清教匪之乱,近乡咸于此避难。”[18]南江县地处大巴山腹地,大量移民移于此,嘉庆年间,时间还不长,根基尝未扎牢。故有这么多人前往避难。方志中,记这样可容万人之寨,还不少。

还有的硐寨,是由政府官员倡议、督建,这就更是以聚落之地,而非一族之力所建了。达县杜茂材,乾隆丁酉拔贡……以州判分发安徽,嘉庆元年解饷至川归省,……值教匪倡乱亭子铺,茂材集义勇御贼,……奏留本州管领乡勇,修金坪木栅延柔十余里,以栖老弱,又以木栅易朽,而避难民益众,艰于安置。二年倡捐三千金督修石寨,即寨东南一带复筑寨七十余座。县志所录的硐寨中,记为杜茂材所修者,达七座之多。[19]紫阳县太平堡,“嘉庆初邑民汪文贵、千总姜瑞熊倡修。”[20]李霖森,达县人,“为人公正廉明好义勇为,当朱蓝扰乱,乡人公推霖森为太平寨首。”[21]达县人贺钦之乐善好施,其“子妇张氏,孙妇徐氏皆承先志,以慈爱为怀。光绪丙申,田谷垂成而淫雨累月,致霉烂无颗粒收,已成巨灾。张氏乃就宅后山顶修筑寨堞,实行以工代赈之法,远近饥民皆相率来,助其取值以赡其家。日常三、四百人,历时年余,费用达三千金。”[21]此寨为一家之财力而建,但如此之大寨,岂唯一家能完享?实为附近居民之保障。

硐寨或为官员倡修,或为乡人集资修建,或为个人捐资修建。大巴山区,本就是移民社会。为了安全,移民应该,而且必须参与硐寨事务。

宣汉《雷氏宗谱》记:雷氏于元末移民渠县,“是时人丁稀少,户口寥落,俱强暴侵逼,约朝、向、佐、李、温合为一家,安堵无恐。”[22]人少户寡,移民一家难以保证安全,抵御强暴,于是只有几家联合“安堵”。定远厅的苗民六姓,尽管有六姓联合之力,又有“嚣悍”、“技善药弩”之誉,算有一定防御能力的,但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仍要加入当地的硐寨之中,而况他乎?

硐寨的修建,为政府所提倡,甚至得到政府的支持。大巴山硐寨的几次建修高峰(后有论述),如嘉庆年间,咸、同年间,皆为政府所倡导,甚至是行政命令,《开县志》记“适李肇奎(咸丰时开县县令)来摄斯邑……劝各乡修理硐寨……无不欣欣然乐事趋功,间有一二梗议者,稍稍惩之,亦贴耳。”开县双河口寨,以炮击“贼”有功,邑令张有木闻其事,月给丸弹药,以供寨内之用。[3]政府倡导督促,百姓响应,有不从者,还用行政手段给以惩罚。对于有功之寨硐,政府发给弹火以支助。政府的支持力度,是较大的。同时,政府对硐寨的安全依靠也是很重要的,许多官军,也就住在硐寨内,甚至连县治都设在硐寨。达县黄家寨“清嘉庆教匪之乱,白、高二总兵驻营于此,太平寨“曾移州治于上。”[5]清顺治年间,南江县“时……无衙暑,县官住居七眼洞。”[17]

各寨之负责者为寨首,大寨有总寨首,称为寨总,百姓对之依倚甚重,官府亦如此,尽管寨首不如乡约、保、甲长等为官府所设。寨首的权力威信,又岂是里长亦或乡约、保、甲长所能敌?方志和家谱材料中,对寨首的记录,远多于乡约、保、甲长者,亦可知寨首在民间中的重要性。前述南江县大寨寨总岳士槐,十八乡之人联为一会,春秋共祭之,更说明问题。

硐寨,是为了安全而兴建的聚落,依山而建,凭险而设,很具有山区特色。寨内,硐附近,有田可耕,有仓屯粮,有水可汲。有的寨内,大寨里面套小寨,面积很广,最大可容十万余人,开县所记可容万人之寨有十四处,更有开县大池山寨,“四面陡峻,上纵横五六十里,稻田数万亩,嘉庆初居人曾据此以御贼,可容十万余人。现大寨内复修小寨八,各容千人二三千人不等。” [3]寨内,统一安排人力防御,部署由寨首负责。

寨内塑有移民的信仰神灵,作为寨民的精神支撑,如民国《达县志》载:清平寨“有武庙,乾隆时修”,凤凰观寨“上有庙”,[5]关帝庙“在万宝寨”,玄祖殿“在太平寨”,真山寺“在真山寨”,文武宫在天宝寨,龙翔寺在云台寨等等。[23]民国《紫阳县志》记:“泰山寨,内有泰山庙,故名,邻近数十家恃为保障”。[6]万源县火石寨、莲花寨有玄祖庙,马鞍寨可容万人,有天台寺。[24]巴山硐寨,何止是一个防御单位,它完全成了一个社会。

巴山硐寨特点与作用

大巴山硐寨,据现有资料,可追述到五代时期,最晚可延至民国时期。开县在五代时就有虎跳、黄候二寨。达县在民国十九年,还建有顺天寨等。从五代到民国之间,一直未停止修建。湖北竹山县分别在乾隆和同治年间两次修志,所记的洞寨数差距较大(见表),这正说明大巴山区修建洞寨的活动一直在延续,并在不断扩大。大巴山硐寨延续时间之长,达千年之久。故谓之为大巴山硐寨特点之一。

特点之二:硐寨所涉面广而普遍。无论是山区腹地,如万源、定远等地,还是边缘地带,如大竹、邻水等地,都建筑有硐寨或寨堡,甚至连武胜、岳池、长寿等县地,都建有寨堡。除表中所列各县外,还有湖北的同治《归州志》,陕西的《城固县乡土志》,重庆的光绪《丰节县志》,都有洞寨记录。无论是富有之家,还是贫苦之民,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都参与了进来。

特点之三:大巴山地区的峒寨,多利用山势及山峒,山区特色明显,与西南民族地区相似,与平原之地有别。平原之地多赖人工设险,山区之地多依天然地势之危,故在称名上都有区别(见前述)。且巴山硐寨规模大小不一,大者纵横五、六十里,可容十万人,小寨仅藏一家几口。规模皆因地势而定。建寨堡,在我国是比较普遍,但如大巴山这样的硐寨,却更有地方特色。

特点之四:官民互动。硐寨修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特别是在清代。政府为了“剿匪”,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提倡、支持百姓修筑硐寨。百姓为了自身安全,积极响应。尽管各自目的不同,但都起到了保护巴山民众的作用。实现了官民互动。

特点之五:硐寨建筑高峰期与大巴山地区治安严重动乱时期紧密相联。大巴山区的硐寨,建筑高峰有三段;一是嘉庆年间,一是咸、同年间,一是民国初。此三段时期,主要是由于大巴山区极不太平。嘉庆年间为白莲教起义,咸丰、同治年间为蓝廷瑞“之乱”和郭刀刀之“乱”;大宁县“寨峒六十九处,均自嘉庆初年防剿教匪……同治朝郭逆之扰(即郭刀刀之乱),四乡增修者甚多,或古名今异或因险添筑,不可胜纪。”[8] 民国《丰都县志》记:“按旧志修于同治戊辰,是时洪杨乱后(注:指太平天国运动)吾邑各乡洞塞(应为寨)处处修葺”。[25]民国初,则因政权更迭,群雄纷争,地方更不得安宁。大巴山硐寨的建筑,与大巴山局势的动荡是紧密相联的。

特点之六:硐寨的修筑,主要以聚居地众人众姓修建,以某一家某一家族修建者少。表中所反映,以姓氏命名的硐寨比例,普遍较低,19县中,占10%及以下者有13县。最高的竹山县,也仅占20.5%,且是在乾隆时期。这说明,以家族力量修硐寨者不多,而普遍是集村落大家之力,共同修建。开县保临寨,“嘉庆五年临市居人筑以避贼”。[3]前举的开县旧县城,亦是如此;一人倡建,众人响应。云阳县“陕西牮楼,在盐场中,陕西人建。” [12]在方志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嘉庆,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政府为了剿“匪”而提倡、鼓励百姓修筑硐寨;民国初,则多是由民众自发修筑以保平安。这与民国初,地方局势失控有关。

硐寨的作用,亦如同治《房山县志》所言:“乡村修筑寨堡,所以备不虞。” [9]道光《通江县志》作者所总结则更明确:“硐寨惟利于官民,不利于盗贼,洵御寇安民之要地也。曾鉴嘉庆初年群盗犯通十载,或数月一至,或一月数至,或路隔二三百里乘夜赶至,出其不意,搂人掠食。邑巴先扎硐寨者免害八九,未扎硐寨,多被残害,此一利也;且硐寨不但能屯官军之粮,抑又能阻流寇之路,贼势既衰,经过硐寨者,乡民每断其头,而截其尾,平寇之功,硐寨居半,此二利也;至于贼据硐寨不能出而掠食,更易剪除。……是诚利于民而不利于贼,故不可不志。”[26]因此,作者还不厌其详地大肆介绍硐寨的修筑之法及关键所在,专作《硐寨略说》和《硐寨后说》之文以资借鉴。[7]文中,作者已详议硐寨作用,笔者不赘述。清代官员严如煜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这样议:“寨堡之设,固足保民,而于剿贼机宜亦大有补益。贼匪奔窜山谷,不由路径,官兵尽力穷追,相距总隔一二日程,以其前无阻截之者也。寨堡既成,加以团练,贼至拒险以拒,大兵跟击得及,鲜不获大胜者。”作者还列举了寨堡在平乱中发挥作用的例子。[27]除此作用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作用,那就是利于族群的融合。出于安全的共同目的,各地之人,各姓之族,不得不相互合作,共筑寨硐,共御外敌。这种作用,在移民社会,尤其重要。

结 语

为了安全,移民积极参与硐寨事务,不但参与修建、防御,而且也保护了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参与硐寨事务,加强了与土著和其他移民的联系,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地域安全共同体,有利于族群的融洽,有利于和谐的民间社会的建立。同时,移民通过参与修建硐寨的活动,就取得了当地社会对他们的认同,换句话说,广大移民取得了如科大卫先生所说的村落“定居权”。从而成为了“当地人”。

洞寨修建,既有民间自发行为,又有政府提倡和支持。政府提倡和支持,无疑使政府在移民的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最后实现土著化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

硐寨以同一聚落而非家族之力为主修建,无疑有效地保护了势力弱小之家庭,特别是移民。移居不久的移民,实力不强,势单力薄,往往最需要得到保护,硐寨正好保护了他们。对硐寨安全保护的依赖,使移民形成了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移民从意识上有了“本地人”的萌动。参与硐寨的事务,实现族群的互动,对族群融合,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和谐的民间社会,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Copyright © 2010 Cqhghg.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重庆湖广会馆 版权所有

备案号:渝ICP备10202699号-1